的高明：思维层次上来了问题就好办了

  这时的，为党工作已经整整6年，从事过许多不一样的工作，却唯独没搞过军事。也不能说完全没接触过军队，辛亥革命时他参加湘军，当了半年的大头兵。

  靠吃的那点军粮，当然弄不明白怎么打仗。所以，对军事妥妥是菜鸟一枚。

  可仅仅过了8年，他却成了全党唯一的希望，在赤水河畔打出封神之战，成了当之无愧的军事家。

  这一切的转变，太过迅猛，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学习，就要把这些不可思议背后的必然性找出来。

  最初安排领军，并不是真要他带着队伍冲锋，而是让他把握政治方向，真正负责打仗的另有其人。

  中央安排的起义队伍，除了工人农民组成的纠察队和义勇队，还有一支正规军——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。

  这些队伍共同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，总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，师长是同期的余洒度，另外核心骨干陈浩、伍中豪、张宗逊、陈伯均等也是黄埔出身，共有黄埔生23人。

  可以看出，虽然比不上南昌起义时把大半个家底都押上的豪华阵容，秋收起义队伍里也是有着不少军事人才的。

  接连吃败仗，不仅没实现预定的打长沙目标，在退往井冈山路上还遭遇突袭，总指挥卢德铭因此牺牲。

  卢德铭牺牲以后，本应由师长余洒度指挥，但此人不服和前委的领导，后来还带着一名黄埔生脱队，一走了之。

  接替余洒度的是陈浩。他更是离离原上谱，和另两名黄埔生密谋带兵投敌。幸亏及时察觉，果断下令，枪决了这三名叛徒。

  等到好不容易把部队拉上井冈山，已经由原来的五千锐减到不足千人，黄埔生则已折损10名。

  这像极了刚创业的老板，看好了某个业务，自己不懂专业，攒了个队伍就开干。项目干砸好几个，骨干还跑了不少。

  此时只剩下两种选择，要么收摊，及时止损；要么老板亲自下场，带着员工硬扛。

  第一个坑，是老板本身懂专业，陷到技术细节里去。对谁都不满意，只能自己盯着干。这样的老板不是老板，不过一个工头而已。

  第二个坑，是老板非本专业，感觉自己该懂点专业。于是从最基础学起，成功把员工学成师父。这样的老板也不是老板，只是一个好学生。

  非军事专业，踩不上第一个坑，但他也不会踩第二个坑。他要亲自抓军事，但是抓的层次与别人不同。

  对了，忘了交待一下，这段对话发生在刘邦怀疑韩信要造反，亲自设局把他从封地绑票回长安的路上。

  韩信嘿嘿一笑：“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虽然不善带兵，却善于带将，要不我也就不会被你抓住了。”（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，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。）

  军事专业人才，他们的层次是带好兵，搞好打仗的技术层面的事。而在这上，需要有人带好将。

  他用了两个办法。第一个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。党组织下沉到最基层，支部建在连上，各级都有党代表。

  这个办法不新鲜，南昌起义在军、师两级设立党代表，团、营、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。但是后来党代表带头跑，只剩下一个团级指导员陈毅。

  所以，要跟另一个办法一起用才更配。那就是军内民主：官兵平等，待遇一样，官长不准打骂士兵；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，监督官长，还能管到部队的钱袋子。

  这是人类军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，历来军头喝兵血、打骂士兵都是天经地义。这里翻了天，让士兵组团来监督官长了。

  这一条让习惯了作威作福的旧军官受不了，纷纷离队。也正是这一条让士兵心情大好，铁了心跟着毛委员干。

  此后，井冈山上虽然偶有脱队的个人，却再也没谁能把整支队伍带走。新型人民军队从此起步。

  他之所以要搞农动，就是认准了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民中获得力量。而要让农民心甘情愿拥护，送子弟加入人民军队，就必须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。

  这个工作谁来做呢？认为军队要担起来，军队打到哪里就要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，搞根据地建设。

  陈浩带领队伍打下了茶陵县城，他就不想干这些，被严厉批评，还是想不通要投敌，最后落个被枪毙的下场。

  之前两件事，能够准确的看出明显的政治领军的味道。而军队的根本还是要打胜仗，这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问题。

  要向井冈山以前的山大王朱聋子学习，他的经验是“不要会打仗，只要会打圈儿”。强敌来了，先领他转几个圈子，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，就抓准狠打。

  抓了三件大事，之后的买卖就赚多赔少，根据地越打越大，队伍人数越打越多，井冈山这支老是冒绿光的股票停止探底，掉头向上。

  好在朱老总是个忠厚人。对于提出的建军原则与根据地建设，他没有意见。本来就是的队伍，按党的要求做就是。

  不说他从1909年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，至此时已经有20年的军旅资历，单凭他保存南昌起义革命火种，转战数省刷出来的威望值，朱德要是想法不同，还真不一定按得住。

  原来朱德本就是游击战的高手，早在蔡锷手下当营长奉命剿匪时，他就悟出了游击战的心法。而带领红军辗转数省的实战，更让他坚信该战法的有效。

  从1928年会师，到1931年打破第三次“围剿”，朱毛紧密配合，仗打得顺手，战略战术也终于成熟。

  后来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回顾道：“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‘围剿’，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。”

  第二条，对待强敌，就通过运动战进行调动。当敌人露出破绽后，再按照第一条执行。

  既然战法已经很成熟，红军从此就应该是无往而不胜，从胜利走向胜利了。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历史并不是这个走向，原因是什么呢？

  第三次反“围剿”以后，有很久失去了军队指挥权，红军逐渐放弃了这套战法。

  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，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指挥下，红军跟敌人硬碰硬进行阵地拼杀，连战连败，最终丢失了中央苏区根据地，被迫长征。

  而在遵义会议后，重新出山，“四渡赤水出奇兵”，成功甩掉敌人逃出生天，靠的还是运动战打大圈。

  既然正确，为什么放弃？就算靠边站了，跟他一起创造并实践这套战法的战友们为什么也没有坚持？

  这些优秀将领，一种原因是作为军人被动服从，另一方面是有一种认知让他们主动接受。这种认知是：

  存在一种飘洋过海而来的战法，这套战法与我们自创的不能说毫不相关吧，也能说是一点边都沾不上。

  不能苛责当时的人们，在旧中国长期落后的环境下，“土”的不如“洋”的香，早已是普遍共识。

  这种认知引导他们，对带着“苏联经验”光环的李德战法认真领会执行，直到最后发现啥也不是，但为时已晚。

  他从不轻信外来和尚念的经能高到哪里去，他只相信从实践中得出的东西。如果跟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不一致，再强调苏联经验，他也不认。

  很显然是对的。那又为什么对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他“刚愎自用”，只不过让他撞上了？

  科学怎么样发展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：一旦被证明是科学的东西，是不可能被推翻的，只会以它为基础继续发展。

  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从来没有“推翻”牛顿力学，而是对它的基础原理在不同尺度下的发展。在极大的宇宙尺度下，发展出相对论；在极小的微观尺度下，发展出量子力学。

  在常规尺度下，牛顿力学依然适用。三者原理相通，形式不同而已，何来“推翻”呢？

  同样的，要打胜仗，核心原理是要取得对敌的战力优势，这是科学结论，永远都不可能错。

  等到了我强敌弱，就像解放战争后期，那还运动个鬼啊，直接“大炮开兮轰他娘”，猛推阵地战，效率多高啊，五万头猪三天就能抓完。

  用兵如神，真正神在他找准了战争的核心原理，更可贵的是他能把正确的认知坚持下来。

  后来，到了延安，觉得好东西必须跟小伙伴们分享。他对自己的思维办法来进行了总结，就是4个字：

  后来，虽然政治教育课照开，但是学生们私下都被严格要求绝不能“蛊惑”。

  游击战不是军队单独就能完成的战法。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，战损得不到补充，敌人来了没人报信，躲到山里就有带路党要馋你的身子换金条……

  作为原本的军事外行，能够领悟出人民战争的真谛，在于他是以政治家的眼界来思考军事问题。

  就好比小孩搭积木，许多的积木搭成房子，搭成汽车，相互之间有联系，并靠这种联系组成一个结构。

  当时不可能了解到世界最新的理论科学进展，但他却早已在实践系统性思维的科学方法。

  慧眼独到发现了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反馈关系，又将他们组织起来，建成一个精密高效又威力无比的战争系统。

  发动秋收起义后不久，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在一次会上发出感叹：

  世界剧烈变化，新问题层出不穷，错综复杂一团乱麻。面对复杂的世界，很多人无所适从，既不能理解也无法破解。